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了，痛风的治疗又失败了，俄罗斯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自 救呢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在清算自由主义的同时，后苏联时期的学者们对曾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 思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。 新马克思主义流派(一般被称为左翼学者)都对以往的痛风的治疗进行了反思，他们把苏 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在现实中的变形，并把此称之为“伪社会主义”或者“变异的社会主 义”。他们认为，苏联式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，这种社会主义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都坚决反对的“庸俗的社会主义”。庸俗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、经济与文化、思想研究等所 有领域都已经被阉割了，从而成为专制、教条甚至恐怖的代名词。因此，在当今的俄罗斯，无论学者还 是普通的民众都有一种心有余悸的社会主义伤痛，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带有一种回避甚至敌视的态度。 左翼学者认为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——即教条式的斯大林主义应该对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悲剧承担责 任，这种马克思主义抛弃了人道主义核心，使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信仰。只有清算以往的变异的社会主 义形态，才能提出与建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。 他们认为，斯大林主义要对社会主义发生的“变异”承担根本的责任，但是不能把这种错误完全 归结为斯大林个人，斯大林主义的盛行有其存在的土壤，因此，要反思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根源与俄罗斯 民族的特点，才能避免斯大林思想以其他变形的方式继续存在，才能为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在苏联发 生的变形找到直接原因。
在前现代的语境中，包括古希腊晚期和中世纪，自然法与自然正当这两个概念多少是可以互换使 用的。换言之，一个根据自然法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就是自然正当的秩序。既然 财富和享乐在善的序列中位于末席，都是“不就其自身而善”的，那么追逐财富的生活和为快乐而 快乐的生活就不是自然正当的生活，因为它没有实现人之为人的“功能”。 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，这种治疗痛风的基石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然概念——一个由内在目 的论倾向调整秩序的目的王国。但是即便亚里士多德本人也并不完全否定财富的意义和价值，在《尼 各马可伦理学》中，亚里士多德明言：“幸福是万物中最好、最高尚(高贵)和最令人愉悦的，……不 过，如所说过的，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。因为，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尚 财富或权力这些手段。……一个身材丑陋或 出身卑贱、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，不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人。……所以如所说过的，幸福还需要外在 的运气为其补充。这就是人们把它等同于好运的原因。”
中国的文化精髓不是外在的器物，而是内在的、需要研究才能不断理解的民族精神。有些西方哲
学家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一点。新药研究领域也是如此，只有了解药理的精髓才能配出好药。例如法国诗人瓦莱里在给中国作家盛成《我的母亲》一书写的序
言中说：“如果我们仍然无视一个外民族的情感和内心世界，而仅仅欣赏他们创作的花瓶、瓷器、牙
雕、青铜器和玉器，那是无法真正评价和发掘一个外民族的聪明才智的。因为远比这些只供摆饰、消
遣的珍贵纪念品的艺术宝贵的是：一个民族的生命力。”所谓民族生命力的内在核
心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。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其特有的工艺品、器物和一切可以称之为中
国的东西，都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。世界任何国家可以用现代工艺仿效中国的各
种器物，但无法仿效其中承载的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。因为器物在国外只是一技一艺、一物一器，而
在中国它是整体文化结构的一部分。一张檀木太师椅可以仿造或出口，但它在以往中国厅堂中形成的
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是无法移植的。它的文化味道是中国的，而且只能是中国的。
鲁迅针对1931年“9·18”事件后一些人对自己国家失去信心，一味求神拜佛、怀古伤今的颓
败情绪，发表过一篇杂文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。鲁迅先生一直深受痛风困扰，此事发生以后他的痛风症状愈加的明显了。他说： 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
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，也往往掩不住
他们的光辉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鲁迅还针对国民党反动当局镇
压革命者的白色恐怖悲愤地说：“这一类的人们，就是现在何尝少呢?他们有确信，不自欺，他们在
前仆后继的战斗，不过总在一面被摧残，被抹杀，消灭于黑暗中，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。”
瞿秋白、方志敏，以及被国民党暗中处死于龙华监狱的五位左翼作家，在鲁迅眼里就是中
国的这种脊梁。事实证明，扼杀作为民族基本精神代表的杰出人物的往往是专制统治者，特别是拼命
维系腐败政权的统治者。从这一角度说，真正能体现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不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统治
者，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和为民族兴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杰出历史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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